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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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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理学，对一国影响至深。当下中国正进入展阶段，如何从战略上定位不同区域，构筑全国展格局，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8o多年前的中国定都之争中，钱穆先生所提出的“都论”及其及背后的文化理学，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战略视角。

钱穆先生把西北区视为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带”，因而主张定都西安，北京则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远的经济理原因，也是对未来中国立国大计的宣示：以一种逆势进取而不是安于永逸的国家精神，来宣示对西北边疆安全和区建设的关切，通过西北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钱穆关于中国立国形态的独特思考，不同于当时6强国苏联和海上强国英美，而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文明道路。他这一设想虽因种种现实条件未能施行，但却引了人们对中国政治理格局、立国形态和文明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资源然向东南倾斜，东部人口过度增长，弊病和缺陷已逐渐暴露。当下中国能否“反求诸己”，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需要更为深远的谋划。

“建国于大之上”：钱穆的都论、立国形态观与文化理学

从1937年11月蒋介石迁都重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一时期的都更替激起了当时中国政学两界对建都问题的激辩，都问题成为民国中晚期风靡一时的宪制议题。傅斯年、胡焕庸、张其昀和钱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说，逐渐形成建都西安、武汉、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张。

钱穆先生从1942年至1946年6续撰写并表《战后都问题》《论都》等政论文章来予以回应，足见钱穆对都选址，及其背后政治及文化意涵的关注和重视。

对钱穆而言，这数篇文章绝不是简单应对一时的政治议题和时代需要。钱穆认为，都的政治理和文化理学意义还远远没有被时人充分挖掘和阐明。

1951年，钱穆在台湾应邀表一系列演讲。在“中国历史上的理和人物”一讲中，他重提自己当年的都说，并通过“文化理”这一概念，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待都问题所反映的立国形态与中国历史大势的内在关联。

简而言之，自194o年至196o年间钱穆的都论说着眼于的历史时期和世界格局，以立国百年大计的眼光审视现代中国的立国形态和未来前景。

这些文化理学论述集中体现了钱穆对战后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理格局和中国文明未来的深思熟虑。在都位置的选择上，他的观点十分明确：中国的都问题，“西北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6重于海疆”，所以应当定都西安，以北平为陪都。

都论主要可以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立国规模与精神以及海6文明的道路选择这三个递进的层次加以阐述。

▍中国的“心脏带”：定都西安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

1943年的中国处在一个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鏖战正酣，英、法等西欧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体系正在崩解，同时的世界秩序依稀可见；另一方面，在国内的抗日战争中，近半国土惨遭蹂躏，民众流离失所，而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开罗宣言》的布，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眺望战争胜利的曙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方能于山河破碎之际，运思战后的世界秩序和中国的政治重建。

从世界学术思潮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也是政治理学蓬勃展，继而走向巅峰的金时代。就在钱穆表《论都》的几个月后，哈尔福德·麦金德（ha1fordmakinder）于美国《外交》杂志上刊载《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深刻分析了战后的缘政治局势。

大致在这一时期，卡尔·施密特的《大的法》，詹姆斯·菲尔格里夫的《理与世界霸权》等多部论著相继出版行，一系列政治理著作不断涌现，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无论是钱穆还是当时参与建都讨论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建都问题逐渐演变为未来中国是走向6权还是海权的道路之争。

无论是对钱穆还是同时期的其他论者来说，都问题不单单是一城一的选址问题，它一方面事关中央政府的所在，是国家统一和政治秩序的象征，另一方面其理位置往往反映，并深刻影响着未来国家的整体战略规划。

就钱穆而言，定都西安的着眼点是西北区。钱穆主张定都西安的核心着眼点是，通过西北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钱穆所定义的西北区主要包括西藏、西康、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等区。钱穆的西北区论和都论可谓是一体的两面。

实际上，中国西北区也倍受西方缘政治学者的密切关注。英国著名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19o4年和1919年表的《历史的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部论著中，基本都将中国的西北区划入其“心脏带”的政治理范围之内。

麦金德创的“心脏带”这一概念，凝聚了他最为核心的缘政治理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麦金德的心脏带理论，那就是“谁统治了‘心脏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

在麦金德看来，中国的“心脏带”有两条通道可以进入中国腹，一条是经甘肃省到达西安，另一条是从贝加尔湖沿东南进入北京。历史上，中国多次受到“心脏带”的侵犯，继而征服者将会在中国的土上建立的帝国，并从草原人的统治中脱离出来。

因此麦金德认为，北京和西安都是由来自心脏带的征服者建立起来的都。虽然这一说法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但毫无疑问，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成为中国不同朝代的都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具有紧密的联系。此外，詹姆斯·菲尔格里夫以及斯皮克曼都在其著作中对“心脏带”理论进行了回应和展。

钱穆在《论都》和《战后都问题》两篇论文中也同样将现代中国的理区位划分为两个部分，并把西北区视作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带”。钱穆对于中国历史上来自“心脏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征服并统治中国内的史实烂熟于心，但他尤其在意这一区对于当时国家内部的政治理意义。

经历了晚清左宗棠平定疆到中华民国确立“五族共和”为立国原则的历史进程之后，现代中国的国家整合势必要涵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内，和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广大中国西北边疆区，钱穆指出：“今既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务，而政事抚辑亦不可忽。”钱穆对西北区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战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这一问题。钱穆指出：

今试旷观并世列强，所谓内政问题，其最要者必有两事：

一、其国内有异民族杂处，未能融洽一体。

二、其国内民众生活显分为两阶级，不能调和一致。

钱穆所言的“内政”应扩大化理解，涉及现代国家建构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钱穆基于这两个问题各举一个历史案例，第一个是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该国由于没能处理好国内奥利—匈牙利的二元民族统治结构，以致奥匈帝国在一战战败后被分裂为无数小的民族国家；而另一个则是深受国内阶层分化悬殊困扰的沙皇俄国，一战爆弱化了沙俄当局对国内反对力量的控制，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最终夺取政权。因此，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安顿，国家就随时面临着分裂与革命。

钱穆认为，当时的中国“兼犯此二病”。中国自古即是一个大规模的广土众民的多民族国家。从传统的帝制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民族问题也在这一进程中被凸显出来。

随着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原则的确立，中国少数民族分离倾向被大大抑制，但是民族矛盾和分裂危机仍然是现代中国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

另一方面，钱穆所谈及的阶级问题应作广义的理解，主要强调不同社会阶层、行业群体和域分配上的财富不均，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社会现象。毫无疑问，整个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官僚资本的盘剥，再加上后来日寇侵华，无数的民众生计困难，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非常严重。

钱穆另辟蹊径，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基本重叠于同一个理现实之上：中国西北。一方面，西北区的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皆自有语言文字，自有宗教信仰，自有风俗习尚”，再加上清廷所采取的羁縻政策，这一区仅能谋求一时安稳，以至于共和政体建立之后西北区的少数民族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程度十分薄弱。

此外，西北区贫瘠枯槁，气候苦寒，经济展难度极大，“文化教育与经济物质环境，处处与东南，东北相差甚远，不啻若异国”。

综合此两大问题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区，因此中国此时身处“偏枯不遂之症”的困扰之中，这一病症的症结，正在中国的西北十区。钱穆断言：“必使此偏枯不遂之病，脱然而去，而后可以言统一，而后可以言治安。否则内患必由此十区起，而外祸乘之。下未有偏枯不遂而可以成为康乐之生命，健全之体格者。”从正面来说，作为“心脏带”的西北区对中国国运的展同样有诸多积极因素。

钱穆指出，随着西北区交通和勘探的不断展，其丰富的森林农牧资源和矿藏终有一能够回补东南沿海区资源的不足，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此外，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尤其是对现代战争的军事威胁的判断。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国家……内在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的国际体系”。

1942年至1945年前后，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都属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营，共同对抗轴心国的军队，所以此时的钱穆很可能出于国际同盟的战略大局考虑，对本国战后将要面临的强敌不便直指其名。但是我们不难看出，钱穆在暗中将北方的苏联，认定为战后对本国的主要军事威胁。

钱穆借古喻今，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主要军事威胁基本都来自北方，“再以国防观点论之，中国历来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以往如是，最近的将来依然要如是”。钱穆认为，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外敌威胁依然会来自中国的北方，而中国的北方仅有一个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性的级大国——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