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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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 瓦解东林党一（第1页）

如果是在明朝，没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样的政治正确，皇帝杀个文官跟拍死只苍蝇一样简单。

着名的“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为明初四大案之一，朱元璋以胡惟庸图谋不轨、通倭、通元为罪名，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多人。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6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

一下子杀了这么多大臣和勋贵，下面的人不仅不敢抱团对抗，甚至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一句怨言也没有。

杀人是个技术活，特别是皇帝杀功臣，玩得好国运昌盛，玩得不好就是推倒重来。不得不承认，在杀人这一块儿，朱元璋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艺术大师！

赵耀虽然政治手腕不如朱元璋那般强硬，但好歹也是熟读五千年历史，站在了巨人的的肩膀上，带着历史总结的经验和方法来对付东林党，绰绰有余。

作为再造华夏的皇帝，赵耀日后是可以步入神坛，被后人万世传颂的，他是想让清算东林党这一政治事件演变为军事动荡，更不想因此拉低国家的展度。

对于赵耀来说，想要把文官集团连根铲除很容易，最简洁明了的做法是派军队根据名单挨家挨户杀穿。以文官那点家底，顶多就是藏几副盔甲，养几百个死士，在枪炮面前毫无反抗之力，掀不起什么大浪。

就算短时间内朝廷没人干活也无关紧要，天下之事在民而不在官，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创造了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官僚阶级，说好听点叫管理者，说直白点就是剥削者，吸血鬼。

如果把文官一次性杀干净，只会威胁到皇帝的权力，对普通人没啥影响，照样该吃吃，该喝喝，该种地的种地，该打灰的打灰。

再举个形象的例子，如果小区的物业全死了，业主会受到哪些影响？

1、短时间内物业管理陷入瘫痪

平常，物业公司负责维护小区设施、清理垃圾、维护绿化、安保等工作。如果物业人员一瞬间全部死亡，这些工作将无法继续进行，小区的卫生环境、安全和公共设施等可能会恶化。

2、业主委员会的运作受到影响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代表组成的组织，负责监督物业公司的管理和服务，如果物业人员全部死亡，业主委员会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职责，如寻找或者重新建立新的物业公司，继续协调业主与新物业公司之间的沟通。或者，直接宣布解散，以后各管各家，无为而治。

3、房屋维护和维修受到影响

物业公司通常负责小区内的公共部分，如电梯、照明、门禁等，这些设施无法得到及时的维护和维修，这可能会影响业主的房屋价值和居住体验。就拿北京通天苑来说，要是无人管理，分分钟变成三不管地带，法外之地，各种犯罪横行。

应该说，对于一个小区来说，没有物业管理的存在也能继续运转下去，只不过混乱程度会变大。

同样的，把大汉帝国比作一个小区，朝廷是物业公司，赵耀是公司老板，文官集团是员工，大汉帝国公民是业主。

赵耀彻底清算东林党，相当于老板把公司员工一下子裁掉一大半，那么，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1、员工士气受挫

公司大规模裁员可能会让留下的员工感到不安和士气受挫，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

2、工作压力增加

留下来的员工将会面临更多的工作任务和更大的工作压力，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工作量。这可能会导致员工疲劳、焦虑、罢工等问题。

3、公司业务受影响

公司大规模裁员，会对公司的业务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公司“关键岗位”被裁员的情况下，公司业务势必会快下滑，甚至出现业务停滞的情况。

4、公司形象受损

公司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公司裁员的同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或没有妥善处理裁员事宜的情况下，会影响公司的声誉和信誉，也会影响老板个人的公信力。

同样的，如果赵耀莽撞地清算东林党，其他人也会因此感到不安，对赵耀的忠诚大打折扣，兔死狐悲，做出疯狂的举动。

然而，政治上的屠杀，与攻城掠地时的屠城有本质的区别，直接抓起来杀掉，是莽夫行为，那样的玩法，太没有水准，不符合赵耀的段位。

皇帝清除官员的惯用伎俩，向来是拉a派、稳B派、杀c派，再拉B派、杀a派，最后杀仅剩的B派。

大汉帝国的官僚构成主要为五大派系武勋、宗室成员、东林党、普通儒官和科学技术型官员。

武勋和科学门生都是赵耀的一手提拔起来的，与赵耀本人的利益高度一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赵耀倒下，他们势必会遭到旧势力的清算和打压，这两派的官员共同组成了赵耀的基本盘。

而皇室成员出身的官员，例如印度都护府的赵模和东瀛都护府的赵榛，由于皇室身份的尊贵性，在政治上有着天然的优越性。正是因为有宗室的存在，为赵耀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赵耀才没有沦为孤家寡人，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对赵耀来说，宗室官员具有非常高的统战价值，他们可以被视为“自己人”。

其余的两派，东林党官员和普通的儒家学派官员，他们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关系，两者都是儒家学派的一部分，都推崇儒家思想和价值观。

只不过，东林党官员在政治上的手段更为激进，他们表面上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准则，强调道德规范和政治正义，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来制衡皇权；实际上却只会通过公权力谋求私利。